товарищ.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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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y death do us part

九十岁的艾米莉•盖尔霍恩于1998年在她伦敦的公寓里向静脉里注射了足够的吗啡,自杀了。如果要艾米莉亲口说,她最痛恨的死法便是自杀;但是她在和卵巢、肝脏的癌症和近乎失明的折磨下,终于放弃了和病痛心魔缠斗对抗的执念。她斗争了一辈子,在战场上,在编辑部,在婚姻中和阿尔弗雷德竞争,她从来不曾输过。但是那个早晨,她睁开眼,视网膜仿佛被晨雨整片遮住的窗玻璃一样,什么也看不见;于是她意识到再斗下去是多么无趣,而对于一个九十岁的人而言,是否自杀都应当算作安详去世。

和阿尔弗雷德离婚后,艾米莉一直用自己娘家的姓,盖尔霍恩。阿尔弗雷德•琼斯没有子女,琼斯这个姓氏也不会有。艾米莉之所以痛恨自杀,就是因为阿尔弗雷德。阿尔弗雷德是一个竞争狂,他性格中有多少躁郁的成分,多少疯狂的成分,恐怕只有制造弗兰肯斯坦的人才知道。艾米莉和阿尔弗雷德结婚了几年后才知道,琼斯家族的每个人都是自杀身亡。他的两个妹妹,一个幼弟,父亲母亲,甚至于祖父母,全部死于自杀。这种恐怖的诅咒令艾米莉嗤之以鼻,但是她也在离婚后将自己的姓从琼斯改成了盖尔霍恩,也许是出于好胜之心,也许是试图从这个自杀家谱上抹去自己的名字。

艾米莉了解琼斯,比他的另两位妻子更了解他。他的妻子们和传记作家都会说,阿尔弗雷德看似理智,实则暴躁的性格使他不能维持一段稳定的感情,他对女人的爱情要不了多久就会变得迟缓,麻木,然后感情就走向终结;但是艾米莉知道真实缘由。他爱过她,也许也爱过另两位妻子,爱过一段时间,几年,几个月;这是真的。但是他的心和灵魂早都留给了另一个人。


1945年,二战结束。当艾米莉在巴黎的丽兹酒店向他提出离婚时,阿尔弗雷德终于失态;他将她的照片扔进马桶里,冲着它疯狂开枪。艾米莉站在门的另一侧,冷静地听着门内的动静。当阿尔弗雷德安静下来之后,他痛苦地低喃起来,艾米莉听了半天,是一个法语词组,la Closerie des Lilas,是个叫丁香园的小咖啡馆。


阿尔弗雷德并非生来就是个暴躁的人。他在湖区长大,是的典型美国北方人。他小的时候常被妈妈打扮成女孩儿,而且因为妈妈给他生了一个妹妹而不是弟弟哭成过泪球儿。1917年,在la Closerie des Lilas, 刚刚成年的阿尔弗雷德第一次遇见伊万•布隆施泰因。那时候琼斯已经有六英尺高,宽肩窄臀,整齐的金发压在贝雷军帽下,操着一口生疏的法语在吧台要干邑喝。他刚一成年便抛下周报的记者工作,直接参军来到了法国。凭他不断的要求和申请,上级终于要将他调去前线,他终于能感受到最残酷的战争氛围,收集到最一手的资料;于是此刻,琼斯心情大好地在丁香园等着自己的白葡萄酒,享受惬意的法国夏日。他端着冰葡萄酒,坐到一张小桌子边,对面坐着一个浅金色卷发,伏案写作的外国人。阿尔弗雷德将干邑放下,冲外国人道了句日安。伊万抬起头来,一双紫色的眼睛在午后的阳光下水波流转,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勾起唇角,用沙哑的嗓音善意地嘲讽了他一句,“日安,新兵。”

从那一刻开始,阿尔弗雷德便不停地和伊万竞争,仿佛是在抢夺王与后的位置。伊万•布隆施泰因是一个孟什维克的托派分子,在法国的索邦大学毕业后,断断续续地回国参与各种革命,一到了坐牢和流放的边缘就回到巴黎,在第二国际为报纸和传单写作。一战结束后,伊万立即启程去俄罗斯参与内战,而阿尔弗雷德则回到纽约,一边做起了战地记者,向有战争和革命的地方钻,一边在南美做起了夸张的铁路投资。

1927年,两人相遇的十年后,验收成果的时刻到了。伊万•布隆施泰因再次被流放,这次他跑到了密歇根州。借宿在阿尔弗雷德处时,他已经变成了伊万•布拉金斯基。斯大林成了苏共的中心人物,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全部进了集中营或者流亡海外。伊万拿着一个姓布拉金斯基的朋友的护照逃了出来,在阿尔弗雷德买下的一栋湖区别墅住下。这是栋维多利亚式的大白房子,面对着密歇根湖,背后是一片乔木林,琼斯以一个英国作家的故居将他的小庄园命名为温德米尔。阿尔弗雷德一战时在意大利留下的腿伤愈合如初,在南美的疯狂投资也给他赚来了大笔的美金,使他比盖茨比更幸运的是,他的梦中情人“露西”主动投怀送抱,而且在床上对他相当忍让。那几年,苏共想必忙于国内清理,伊万和阿尔弗雷德几乎是光明正大地在美国抛头露面,去当地的俱乐部打冰球,在湖区别墅后的树林里打猎,开着私人飞机疯子一样迫降在某个山头的紫罗兰花丛里,把两个人撞得七荤八素,就因为阿尔弗雷德突然想做爱,两人能在美丽的花丛里打个野战。

阿尔弗雷德一直认为,是自己含蓄地赢得了这场为期十年的竞赛,让布拉金斯基不肯销声匿迹,隐姓埋名。俄国人非要继续写文章批评伟大的斯大林,非要关注混乱的欧洲和法国。如果事情能重来,他一定回去给自己几个耳光,让自己承认布拉金赢了,然后在床上老老实实当俄国人的皇后。可惜事情没有如果。两个人甜蜜地同居了四年,在当地的小教堂结了婚,两个人说着千年不变的结婚誓言, “May nothing but death do us part.” 然后将戒指交换。

结婚后没多久,这该死的誓言就应验了。阿尔弗雷德仍然在做记者,有时候旅行去欧洲,有时候在古巴照看自己的投资。伊万•布拉金斯基躲过了几次苏联特务的暗杀,仍然去巴黎参与第二国际的活动,并且不断试图和国内的孟什维克通信。1939年,阿尔弗雷德不顾危险,搭上船前往刚刚结束内战的西班牙。他写了一篇精彩绝伦的报告,和几个被俘虏的布尔什维克军人聊了不少,急不可耐地返回美国,等着去见刚从巴黎回来的布拉金斯基。他到了密歇根,和布拉金斯基通了电话,俄国人温柔的沙哑嗓音告诉他,他很想念他,巴黎的情势很不乐观,他想和他在一起,也许从此永远留在美国。

阿尔弗雷德听到这句话,开心得不亚于听见伊万怀了他的双胞胎。他买了一只羊腿,带着不少西班牙的小纪念品,兴冲冲地赶回湖边别墅。他远远就看到自家一楼的灯亮着,闪着温柔的黄色灯光,仿佛伊万低柔的嗓音。阿尔弗把车停在草坪上,拎着大包小包冲进屋里。家里的女仆早都离开,伊万•布拉金斯基坐在单人沙发上,从背后能看见他那颗毛茸茸的浅金色脑袋。阿尔弗雷德唤了爱人一声,但是伊万没应。他有些疑惑,于是扔下东西,转到正面去看他。

伊万•布拉金斯基已经死了。一个小小的弹孔在他额头正中,血迹沿着他的鼻子分成两股,缓慢地滴落在他手里的俄文书上。


伊万被苏联特务暗杀后不久,二战就爆发了。巴黎沦陷,德苏反目,然后美国参战。阿尔弗雷德准备前往欧陆时,在伦敦的丽兹大酒店遇见了艾米莉,另一个不要命的战地记者。两人在各自前往战区之前结了婚,发誓只有死亡能将我们分离,然后钻进了枪林弹雨之中。

那时阿尔弗雷德早已无心搜集素材或者感受战争,他只是在寻死;但是艾米莉不知道。她以为这是一场疯狂的竞赛,属于他们夫妻的争斗,就像床第之间那样。于是她干出了连阿尔弗雷德也为之惊讶的举动,在没有取得记者证的情况下,假扮成英国的担架队随军第一批登陆解放法国,成为第一位报道诺曼底登陆的记者。尽管这样冲动,他们都没有死,运气格外眷顾。然而誓词为证,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夫妻;死神之外的力量将他们分开了,他们在刚刚解放不久的巴黎离了婚。


阿尔弗雷德在二战后明显阴郁了很多。他不再爱说话,不再打冰球和拳击。湖区别墅荒废了一段时间后,他在自己驾驶飞机时一连出了两次事故。双耳暂时失聪了,脑震荡困扰了他数年,肝脏和脾脏破裂,浑身被烧伤得无法辨认。有些报纸甚至误发了讣告。

他养了一段时间伤,酗酒和吸毒的情况却日益严重,后来阿尔弗雷德在新任妻子的要求下不断接受电击疗法。在1950年的春天,阿尔弗雷德在一次电击治疗后严重失忆;没过两天,他就在家中的地下室用双管猎枪自杀了。他死的时候枪轰掉了半张脸,面目全非;他的妻子不愿相信那是他----虽然他穿着阿尔弗雷德的衣服,但是手上戴着的却是另一只婚戒。她坚称那不可能是阿尔弗;婚戒上面刻着I•B,而没有他的任何一位妻子姓名是这样拼写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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